“父皇,高启愚之事,儿臣有不同的意见,为何不借势将其革罢?”朱常治首先质疑了皇帝的决定,高启愚已经被反腐司拿问,既然贪腐事实存在,这样一个篡臣,拿掉就是。
高启愚的存在,就是在挑衅皇权。
“王汝训在拿问高启愚之前,到你这里来过?”朱翊钧眉头一皱,询问其中究竞。
朱常治摇头说道:“回父皇的话,王汝训从未到太子府来过,也从未问过儿臣,拿问高启愚之事,并非孩儿的意思。”
反腐司、稽税院、解刳院、京营等归皇帝直接管辖,太子府胡乱过问就是擅权,朱常治也没有过多询问此事,他只是对父亲的决策有些不解。
“高启愚之事,朕自有决断,治儿你记住,人非圣贤孰能无过,朕也是个活生生的人,也会犯错,高启愚这种冒犯皇权的人,是要做个表率,就像徙木立信故事里那根木头,朕也需要大臣们来纠错。”“朝中满是阿谀奉承之徒,朕如何度过这克终之难呢?”朱翊钧十分具体地解释了一下如此处置的理由作为皇帝,一定要做好组织建设,维持能对皇帝纠错的力量存在,只有如此,才能少犯错。“父皇圣明,儿臣明白了。”朱常治再拜,他有点佩服父亲,为了天下、为了江山社稷,这份胸襟和肚量,是他这个太子所不具备的。
“父皇,大宗伯有奏疏呈送。”朱常治将一本奏疏递给了皇帝,这本奏疏是他和大宗伯沈鲤一起完成的,写了足足一年之久。
这本奏疏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,沈鲤讨论了君国同体的问题,这是自张居正以后,第二个敢讨论这个议题的臣子。
大明是家天下,至少在万历维新之前是如此,但这个家天下并不纯粹,或者说自古以来,家天下都不纯粹,比如泰西,一个国家的君王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家庭,而是还要为全天下人负责,这对泰西人而言,是极其难以理解的。
受国不祥,受国之垢可为天下主,自古以来,这天下之主,都要承担天下的职责,而作为天下主,皇帝,最重要的职责,就是寻找能够为君分忧的人才,而遴选人才的方式,也从亲戚、贵族、举孝廉的孝子,变成了世家九品中正制。
俯仰天地,纵观历史,在科举制之前,几乎所有的士人,家的权重大于天下,而在科举制之后,天下大于家。
这其实非常好理解,简而言之,治国的一定要懂治国,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才遴选人才,科举制为国选仕,就是挑选能治国的人,治国在前,那家族利益自然在后。
自科举制出现之后,一切的一切都在发生改变,政治不再是四世三公这些贵族门阀的专享之物,权力也不再是因为血脉而遗传,每一个读过书的寒门子弟,都有机会触碰权力。
比如熊廷弼本身是个放牛娃、徐成楚是个穷到大脖子病的孩子,而范远山为了读书,不得不做个赘婿等等。
在这个过程中,家的概念也在被解构,除了皇帝之外,连世袭的武勋,如果不能打仗,也不能保证家族的权势,武勋失去权势,不是兴文偃武的结果,而是科举制度的结果。
科举制度催逼,在大明,除了皇帝之外,其他的绝大对数官僚,都是科举出身,无论文武。“大宗伯胆子还是小了点。”朱翊钧看完了前半部分,莞尔一笑,沈鲤还是不够大胆,大约和张居正差不多,敢说也只敢说半截。
这就涉及到了《阶级论》第四卷中帝制必亡。
科举制的出现,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,连世袭武勋,只要几代弟子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势,世袭官这一阶级已经被科举制度所瓦解,只剩下了皇帝这个世袭官,这也是张居正要把皇帝单独列一个阶级的原因。社会继续发展下去,只要皇帝本人、皇权被革除,这套体系就可以覆盖全社会了。
事实也是如此,自孝宗之后,大明皇帝其实徒有虚表,并没有多少权力,尤其是自嘉靖二十一年,道爷开始神隐,一直到万历十年,张居正归政之前,皇权被事实性的瓦解和解构。
但这个过程中,张居正也发现了一个问题,这些科举选出来的人杰,为了治国选出来的官员们,当他们逐渐登上高位,身后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,他们往往身不由己,更多的是在争名夺利,而非治国。比如杨博、王崇古等人,根本无法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,而是被裹挟向前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,其核心就一句话,干活的人一定要会干活,通过层层遴选,位居高位者必定是最能胜任工作的人。
但考成法推行十年,最后选出来的的确都是循吏,可这些人,依旧是争名夺利大于治国,权力斗争,尤其是高层的权力斗争,成为了大明发展的阻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