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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任何事儿,如果超过七成人赞同,那一定是谎言,儿臣在推行这吸食毒物入刑之事中,所有人都告诉儿臣,大家都赞同这一提议,但儿臣做了半年,才知道,至少有三成的人,认为孩儿有些有些用力过猛,甚至是急于表现的行为。”朱常治说起了他的感悟。

超过七成的赞同就是绝对多数,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塑造共识,不断说服那些持保留意见甚至反对的人,才能最终形成。

要学会分辨这些大臣们的谎话,是作为君主的必要素养。

“大哥所言极是,父亲,孩儿在清缴万山私市之后,就发现,城中有不少人觉得朝廷威罚过重,认为私市倒卖的多为白货,朝廷不该如此雷霆清剿。”

“有言不体恤小民之苦者;有言与民争利者;有言雷霆雨露皆为君恩者;众说纷纭。”朱常鸿听到这里,立刻联想到了广州府剿灭海寇。

殷正茂、凌云翼在广州府剿灭倭寇,他们是广州府百姓心目中的英雄,张元勋甚至有庙祠纪念,每年都有庙会。

同样是剿灭海寇,朱常鸿在广州府却听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。当时他觉得,这都是隐患未显的缘故,就像嘉靖二十七年双屿私市被荡平时,也没人感谢朱纨。

现在看来,太子的想法才是对的,千人千面,每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,都不相同。

“你们说的都很对,如果仔细留意,就会发现,有些事儿,廷议的分歧也会很大,一次根本无法形成决议,会开两次,三次,最终确定。”朱翊钧笑着说道。

“父皇,孩儿察晋党变为工党有感。”朱常治拿出了一本奏疏,呈送到了御前,晋党已经在大年初一正式更名为工党了,其基本理念已经完全确定,提升生产力。

朱翊钧看完了朱常治的奏疏,点头说道:“极好。”

朱常治的这本奏疏先是叙述了晋党的流变,晋党的出现,是俺答汗寇边,为了应对虏变,仁人志士们聚集在一起,目的是解决边患,可以说是君子之党,俺答汗封贡后,边方逐渐安宁,晋党开始变成了族党,其中以杨博和王崇古为首。

族党争胜,不死不休。

等到皇帝和张居正开始对付晋党之后,晋党在生死之间求变,逐渐变成了现今这副模样。

而通过对晋党流变的观察,朱常治得到了四个推论。

第一,任何结党,其最初的目标,都是极其高尚的,君子群而不党;

第二,当其发展到了一定规模,其核心目标,就会从实现高尚目标,逐渐转为维持自身的存在,以地域、亲情、师生等等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。

到这个阶段,其主张依旧高尚,即周而不比(君子以公心团结众人而非利益,不结党营私,秉持公义之心);

第三,当其规模继续壮大,以维持自身而存在为主要目标,具体表现为:一切为了存在,存在就是一切的时候,就到了党而不利群,为了争胜,不死不休;

第四,任何以利益为纽带的制度或是集体,都会极力阻止,缔造过它的人再次出现。

不仅仅是晋党,楚党也有非常明显的四个阶段的转变,只不过楚党、张党,逐渐转变为了帝党,取而代之了而已。

晋党和楚党的发展历程惊人相似,都是在即将党而不群的阶段,其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,避免陷入党锢的危机。

而当下大明朝廷,以帝党和工党为主,工党是反贼,帝党是保皇党。

工党这个反贼,是写在纲领上的,工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,生产力提升,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、缓和矛盾。

腐朽、陈旧的生产关系,会阻挠生产力的提升,而打破旧生产关系,重塑生产关系,这个过程就需要进行反抗、斗争,这本身就是一种逆反叙事。

而帝党,则是相信陛下的主张和路线,本质上是一种保守派。

只不过在当下,帝党和工党的界限并不清楚,也不明朗,都是反对旧生产关系,尤其是乡绅们搞得强人身依附生产关系。

朱翊钧看完了奏疏,将奏疏放在了手边,敲了两下,才笑着说道:“你的观察非常的细致。”“这奏疏不是儿臣一个人写的,首辅辅弼良多。”朱常治斟酌了一下,还是把申时行给卖了。这奏疏与其说是他的观察,倒不如说是他的学习感悟。

申时行写了《新朋党论》,但他没有以奏疏呈送御前,也没有发在邸报上,而是让太子拿来邀功了。朱常治思前想后,选择了说实话,他觉得君王贪功,尤其是贪臣子的功劳,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儿。“很好,通通有赏,申首辅教谕有功,太子敏而好学。”朱翊钧听闻,笑得很随和,这是申时行的教育方式,他通常会让学生自己发现,而不是硬灌,方法就是做课题。

比如这个晋党流变观察,太子看来,这都是我自己发现的,记忆更加深刻,但实际过程都是申时行主导的。

张居正不是个好老师,万历五年,还有邹元标等五个欺师灭祖的张党门下,弹劾师长的事儿出现。张居正教育方式则是在历练中成长,管你会不会,先去斗争,在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,李乐、王希元、高启愚都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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