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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祖高皇帝面临的局面,可比当下要危险的多,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,蓝玉打穿漠北王廷之前,谁是正统,还是要靠实力说话,后元反贼遍地都是,高皇帝活着,都有人敢搞出南北榜大案来。

简而言之,眼下之大明,陛下的圣旨,远到金山国的朱翊缪、缅甸六府的土司,近到内阁大臣,莫敢不从。

第二件事,则是张学颜的本职工作了,关于黄金宝钞的思考。

黄金宝钞经过了十年时间,已经迈入了信誉货币的时间段,这是黄金宝钞最危险的时间段,一旦这段时间超发过重,等于过桥的途中,桥断了。

而张学颜认为,能够打断黄金宝钞的极端事件,就是大明陷入一场战略误判的战争,这是唯一能够打断黄金宝钞的隐患。

他十分明确地指出,进入倭国进行决战,就是这种极端事件。

那边遍地都是山,山意味着敌人可以隐藏,山意味着山城众多,而且是倭国乱战,经营了几百年的山城一旦战争陷入了泥潭,变成了烂仗,巨大的国防支出,逼迫着皇帝发行更多的宝钞,最终驴打滚一样,债务越来越多,很有可能带着大明一起覆灭。

张学颜在奏疏里还指出,不希望大明皇帝发动远洋战争,即便是有迫切的需要,也可以采用更加廉价的代理人战争去尝试,而不是亲自下场,这样只会让国防开支陡然增加,发行更多的宝钞。

远洋战争,亲自下场,就是打赢了又如何呢?蝇头小利,根本填不满大明内政败坏的窟窿。而现在这种让倭人打倭人、熊廷弼率领的半代理人战争,最符合大明的利益。

后勤上只需要补充火药,兵力、粮草都是就地取材,让战争变得廉价,如同一道始终放血的伤口,慢慢放死倭国,或者其他什么敌人,是明智、精算的选择。

跟小国赌国运,土木堡之变就是教训。

他认为,这种方法除了慢点,其他都很好。

朱翊钧对张学颜的说法部分认同,唯一不认同的是,其实一点都不慢。

张学颜致仕之后,主要精力放在了骂人之上,一个后元反贼,到现在都让贱儒们擡不起头来,张学颜并不了解,其实自从德川家康对关东平原发动总攻之后,长崎总督府的倭奴数量激增,屡破新高。一直到六月份,半年时间,倭奴的数量就超了三万人,不包括妇孺,倭女和孩童也有一万余人,半年超过四万的倭奴,朝鲜的制匠都不够用了,一千制匠日夜忙碌。

前线战事不利,会加倍传导到劣势的一方。

德川家康为了补足粮草,不得不对极乐教和地方大名们进一步的让利,粮食被征收,走投无路的倭人,不把自己卖了,如何活下去呢?

前线杀了一万,倭奴翻了三倍,多了足足三万,大明军正面进入决战,杀的不见得有德川家康快。“张司徒还是高看了蛮夷的道德,倭人吃草都活不下去了,大饥荒还在持续。”朱翊钧找到了熊廷弼的战报,吃草如果能活的话,倭人是不介意吃草的,但现在是连草都没得吃。

张学颜觉得,打不下去了德川家康自然会停手,可是德川家康没有停手,倭人确实更擅长对付倭人。万历二十四年的倭国大旱灾,没有持续,但田土已经没有壮劳力可以耕种了,饥荒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,兵祸进一步加剧了大饥荒的危害。

倭国的情况正在变得更加糟糕,甚至变得不宜生存,但是大明的士大夫对此并不关心,即便是就在家门口,这是皇帝认为的理由。

事实上的原因,是皇帝陛下曾经手刃过一个为倭寇美言的贱儒陈友仁,十多岁的孩子,当着首辅、次辅、大臣的面,亲手行刑,自那件事之后,再没有笔杆子敢为倭国说哪怕一句了。

但李佑恭也好,申时行也罢,都不敢提这茬。

其实陛下一直是这么一个人,从来没有变过,只是过去张居正在,能够拦得住皇帝,仅此而已。“下旨,辍朝三日吧。”朱翊钧朱批张学颜的奏疏。

已经没有承旨之人了,但皇帝还是尽心批阅了奏疏,写上了自己的评价,交给了李佑恭归档。“臣领旨。”李佑恭叹了口气,先生讲的没错,陛下从来不是一个无情的人,陛下至情至性,只是眼下大明需要一个冷漠无情的皇帝而已。

三日转瞬即逝,皇帝又下旨辍朝了四日,这样刚好在张学颜出殡下葬后,恢复了朝政。

“陛下,周良寅再传捷报!”李佑恭知道陛下心情不是很好,所以挑了点让陛下高兴的事儿说,陛下这是辍朝后第一次批阅奏疏,不让陛下太闹心的好。

朱翊钧拿过了周良寅的奏疏,看了许久,眉头紧皱:“朕让他推行一条鞭法,他这是在作甚?这不是把手伸向了吏部吗?申时行能乐意?”

周良寅推行一条鞭法的主要手段是清理冗员,就是把当初在山西干的那些事儿,又重复了一遍。不过这次更加狠厉,甚至专门制定了一个《兴革条例》,在江左、江右、浙江、湖北、广州等多地系统性地裁撤冗员。

以杭州府为例,超过七成的吏员被裁撤,甚至有半成被坐罪下狱,轻则杖刑,重则流放。

他一个户部尚书,干起了吏部的活儿,当真申时行是好惹的吗?

“不是首辅支持,他办不成,正因为首辅支持他,他才能推行一条鞭法,不治吏想推行政令,难如登天,首辅不仅给他撑腰,还给他出谋划策。”李佑恭解释了下缘由,《兴革条例》是申时行捣鼓出来的,不是周良寅越权。

越权是官场大忌,谁越权就会被群起而攻之。

考成法结束的是座师制和阁部之间的权力之争,申时行虽然一直在对考成法修修补补,但具体到了地方的吏治,考成法就不是灵丹妙药百试百灵了。

他根据自己在地方的经验,以海瑞的《兴革疏》为蓝本,制定了对吏员的兴革条例,推动大明吏治的进一步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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